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UCLA经济学博士……陆卓然的身上有着许多闪闪发光的标签。它们标记了他在学术之路上求索真知的经历，亦标记了他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如今，他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的一名青年教师。刚刚开启一段崭新旅程的他，正在学术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讲师 陆卓然
圆周外的空白
2008年6月底的舟山酷暑难当，但比天气更火热的是陆卓然的心情。这一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录取，如愿踏入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园。
谈起选择清华的原因，陆卓然如数家珍般地提到：“23位两弹一星功勋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清华大学为祖国的和平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华二字对小时候的我充满了感召力！”回忆起小时候读“两弹一星”工程的丰功伟绩，陆卓然依然掩不住内心的崇敬之情。在他从小的印象里，清华是一个具有深厚理工科背景的学校，严谨而又扎实，最适合自己这种理科生。怀着这样一份憧憬，那年九月，陆卓然从南方的海岛城市只身北上，来到了梦想中的清华园，成为了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新生。
然而，从小在学校名列前茅的他，刚到状元云集的清华就被震住了。“有学长告诉我，进清华就像进了牛棚，因为里面都是牛人。”陆卓然感受到了被周围人裹挟着向前冲的压迫感。但他没有用世故的方式去遮掩自己的好胜心，率真求胜的个性让他重新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性。
食堂、宿舍、教室、图书馆，陆卓然开始了每天循规蹈矩的学习生活。在北京度过了四年本科时光，陆卓然居然从未去过故宫，只在毕业之后走进去感受了一番恢弘大气的中华文化。忙碌的学习生活顺便变成了陆卓然“宅”在学校醉心于学业的“借口”。
“我在入学之初对毕业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应该在大学毕业后出国看看。”从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毕业后，陆卓然直接去了UCLA念经济学博士。至于为何选择做学术，陆卓然引用了爱因斯坦的那句名言，大意是：如果用一个圆圈来表示掌握的知识，圆圈之外的空白就意味着未知。圆圈越大，它的圆周就越长，它与外界空白的接触也就越大，知识的空白就越多。
的确，身处清华校园里的陆卓然，越听课越学习，就越觉得自己不懂的问题很多，需要的答案更多。苏格拉底曾说，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的无知；而对于陆卓然来说，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以后一定要做学术求真知。
大三一开学，陆卓然就开始着手准备申请出国深造的事情，坚定地沿着学术之路迈出了第一步。“不过现在的学生想得更长远了，他们几乎刚入学就在准备研究生申请。”如今任教于复旦管院的陆卓然坦言，话语之中充满了鼓励与肯定。
内心的求知欲
有一位清华出身的明星教授，在回忆起她当年加入施一公教授实验室的情景，居然用了“暗无天日”四个字来形容——博士阶段辛苦的学习状态由此可见一斑，这也让不少人对“博士”望而却步。
而陆卓然似乎并不以为然。“我选择学术是出于兴趣，对学术的枯燥早有心理准备。不亲身经历怎么能知道呢？”惯于理性决策的他，也有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感性执着。
但事实上，挫败感的确在他的博士阶段经常出现，陆卓然将读博时的心情形容为“坐过山车”。譬如，有时挑灯夜战了好几天，终于得到了一个有价值的学术发现，整个人就会欢欣鼓舞；可有时连续数日研究都没有进展，整个人又会陷入沮丧的泥淖。“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人的情绪也会随之起伏。”
虽然UCLA是享誉世界的顶尖高校，但因其是公立大学，资助有限，博士生大多需要通过做助教来挣取生活费。于是，陆卓然读博期间就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低头”自己做学术，另一件就是“抬头”给学生当助教。原以为最好的状况就是两者并行不悖，没想到陆卓然还演示出了互利互补的做法。
“当我的研究遇到困难时，就会利用给学生上课的机会给自己清清头脑、换换思路。”更何况，教学相长，不断的知识输出本身就会激发出新的学术灵感。“心情平静后，内心的求知欲就又会涌上来。”一转身，陆卓然又投入到了经济学研究当中。
在UCLA研究博弈论的他，遇到了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导师，一位是英国人，另一位是德国人。“两位导师都是做理论的，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他们的研究和教学风格也与他们的国家性格特别相似，英国人讲直觉，而德国人更加严谨。”
就这样，这两位完美互补的导师在学术之路上给陆卓然当起了最佳助攻：当开始探索新的研究问题时，他就跑去与英国导师进行头脑风暴，发散思维；当进入建模与求解的阶段时，他就去与德国导师探讨技术细节。就这样来来回回聊了无数次，陆卓然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英国导师曾跟我说过三句话，我也送给我的学生。”他说，第一句是“Active reading”，就是要带着问题和想法去读文献，用一个积极的态度而非被动地去读；第二句是“Start from trivial”，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多是高深晦涩，但这些文章最初都要从简单的想法和模型入手，吃透最简单的部分才能逐渐向复杂推演；第三句是“Keep writing”，投稿是否能够被接受无法由自己完全掌控，只有不断地写、不断地投，才能让大数定律起作用，才能让发表结果公允地体现论文的质量。“这三点就像真言一样铭刻在我的心里。”
音乐的迁移价值
从小学六年级开始，陆卓然便开始学习演奏萨克斯。相比于很多中国家长把孩子的音乐爱好判为“不务正业”，陆卓然的父母倒是非常支持儿子的爱好，就算面临着中考、高考的压力也不曾打断过他的练习。
大学时，陆卓然加入了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军乐队，跟随乐队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展演、北京音乐厅专场演出、清华大学新年音乐会等多场演出，为观众们奉上了多场音乐盛宴。
军乐队的常任指挥朱汉城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论述音乐的迁移价值，这让陆卓然记忆犹新。这种“迁移价值”用经济学者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溢出效应。在陆卓然看来，学习音乐不仅能让人掌握一项技能，还将对一个人品质的磨砺、思维的建立、学习能力的提升产生极大帮助，即所谓的“溢出效应”。
对他而言，学音乐的过程也充满了枯燥与艰辛，就如同做学术一样。但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个人的韧劲得到了增强，品质得到了砥砺，这对做学术也是大有裨益。就在上学期，陆卓然又报名了复旦大学交响管乐团，跟着学生们一起排练得不亦乐乎。
经济学新变化
入职复旦，在陆卓然和他的家人看来，是一个“最完美的选择”。陆卓然认为，复旦管院的硬件环境已经超过了国外许多顶尖商学院。“管院的行政部门很有效率，他们给予我非常多的帮助。”
这两年，中国经济学的整体研究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一方面得益于年轻海归教师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这些年轻学者与老一辈经济学家之间所产生出的思想碰撞，也催生出了更多新颖的研究内容。
以前的主流经济学不太关注中国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问题不容忽视。这些年不断涌现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实证文章，就说明了中国问题正越来越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
陆卓然认为，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经济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的主流经济学是经济学家们通过上百年的积累提炼出的一般性社会规律。我们应该使用这套国际通用的规范性经济学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并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再去建立一套自己的学术体系。这就好比用五线谱和音符记录下交响乐，可以供世界各地的乐队去演奏，去诠释。”因此，在教学工作中，他会让学生多学习经典文献和教科书，“一定要先把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打扎实”。
作为一位新晋的助理教授，陆卓然有种出人意表的机敏与率真。这或许部分来源于个性，部分来自于他的专业是经济学。如今，刚刚完成学生到老师角色转变的他，正以一颗依然年轻的心去理解新一代学生的梦想与困惑，同时也享受着教书育人、专注学术的自由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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