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到社会像什么时，22岁的毕业生陈奕飞这样回答。
“社会像一片地形复杂的大农场，你带着过去十几年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面临的却是打雷下雨种种突发状况。很多人都已经占据了自己的一小片土地，收获满满，对于新来的农民，选择在哪里开荒，种哪一种植物都需要仔细斟酌，一旦选错了可能就会面临颗粒无收的冬天。”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毕业季与疫情叠加的春夏之交，年轻人们涌入比以往更严峻的就业市场。漫长的求职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无论是名校毕业生或是普通二本学生，都带着自身困惑与现实世界碰撞。“挫败”，“焦虑”，和“被动释然”，是他们共通的情绪。
在不确定性中降低期待，在激流之中渴求栖居于稳定，或许是年轻人们内心新的转向。经历着求职的疲惫和困惑，他们有的人仍怀抱坚持的理想，小心护住内心的一簇火苗；有的人给自己腾挪出空间，体会着真正的生活和有限的自由；有的人转向具体，在与具体的人相处中感受到新的力量。
一无所获的春天
2022年5月，春招已经进入尾声。对应届生陈奕飞来说，这是一个“颗粒无收”的春天。在3月春招开始前，她从没想象过就业会如此艰难。她毕业于北京一所顶尖985大学的广告学专业，曾获多次校级奖学金和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的4项奖项，有4A公司和互联网大厂的长期实习经历。求职之前，陈奕飞拿着这份简历询问做过HR的朋友是否需要修改，得到的反馈是，“简历非常优秀，没有短板和需要修改的地方。”
失落是在求职的三个月内慢慢积攒的。陈奕飞记得最初被拒绝的挫败感，3月初，她把简历上传到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互联网公司，按照岗位要求选择了三个与广告传播相关的岗位。开始每天在官网查看流程，焦灼地等待一周后，她看到平台官网的流程变成了“流程已结束”。她意识到自己的简历甚至没有通过初筛。
然后是重复焦灼的每个清晨。醒来后，陈奕飞按照社交平台上汇总的春招信息表一遍遍地投递出简历。递出的超过150份简历里，进入面试的数量约为10次，拿到offer的数量是1。这个唯一的工作机会要求她立刻前往上海实习，考虑到上海的疫情和过于繁忙的毕业季，陈奕飞不得已放弃了仅有的机会。
与陈奕飞的处境类似，毕业于北京一所二本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郭洁也度过了一个一无所获的春天。起初，她把目标投向家附近的银行，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后，从4月份开始，郭洁开始密切关注北京大学生就业平台，先后参加了三场线上双选会。每场双选会基本会有超过50家企业参与，点击公司，投递简历，她重复着这样的步骤，投递了超过100家企业。
简历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电话，没有短信，没有邮件，没有一家企业给她回复。“我就是个普通二本的学生，简历上没有什么优势。”郭洁评价自己。最气馁的时候，她去家门口的超市买东西，想着干脆在超市打扫卫生算了。
毕业双选会改为线上只是受疫情影响的一部分。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年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毕业生CIER指数（反映就业市场整体走势）为0.71，降至2020年以来最低点，明显低于全国1.56的水平。报告指出，2022年第一季度求职申请人数增幅明显大于招聘需求人数增幅。
企业招聘规模和预算下降直接影响了应届生李恺的求职进程。他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2021年年底，他开始在各大求职平台上找工作，关注了十来个发布春招信息的公众号。因为没有实习经历，求职时他采取广撒网的投递方式：咨询行业，风险投资，市场推广，会展策划，游戏行业，广告推送，知识产权，什么岗位他都投过。获得与HR聊天机会后，他也尽可能地查阅大量资料，学习投递岗位的知识。
3月11日，北京某创业服务提供公司的HR联系了李恺，进行了两轮面试后，于4月初发给了李恺管培生的录用通知书，承诺等他6月份毕业后入职签劳动合同，月薪给到了预期之外的11000元。李恺松了口气，以为求职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5月17日，李恺收到了让他当头一棒的一则信息。该公司的HR告知他，“很遗憾地在此联系您，近月受疫情影响，公司许多销售、交付任务无法正常开展，经济效益大幅下滑，生存环境日益险峻，在一系列裁员、降薪调整后，公司暂时仍无法负担新员工入职，因此不再有能力为您提供工作机会。”
HR告诉他自己也是裁员的一员。5月已过去大半，站在春招的尾巴上，李恺感受到无助，被毁约不仅意味着失去了时间，更失去了校招的时间窗口，选择的余地已几乎没有。
从秋招到春招，佟蕾在面试前花费大量时间练习弹钢琴和唱歌。受访者供图
漩涡中求稳
毕业于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阿德莱德大学金融系的硕士生Jenny，面对的是巨大落差感的春招。
2021年7月份，Jenny结束学业，9月份回国后，她开始在北京找工作。各大金融咨询公司的官网和App每天她都刷一遍，简历也按照不同公司不同岗位的具体要求反复修改了几版。每次面试前，她都在社交平台上找面试公司的攻略，再手写一版自己总结的答题技巧。
但投递了30余份简历后，进入第二轮面试的次数却只有个位数，也没有收到任何录用信。应届生身份只能保留1年，时间压力下，Jenny在年后找到了一家位于北京酒仙桥的求职中介机构。面谈时，机构负责人信誓旦旦地告诉她进梦想的外企没有问题，并且承诺会安排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机会，帮助她拿到实习证明和内推、面试的机会。
3月10日，Jenny与求职机构签约，付款36300元。首先是修改简历，培训笔试，模拟面试，然后是漫长的等待。原先承诺的四大实习机会被替换成一家不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实习结束后也只拿到了一封推荐信，没有实习证明。至于面试机会，中介机构用疫情为借口一直拖延，等到4月末，Jenny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一边向求职机构要求退款，一边投递简历弥补错过的春招机会，“顶着巨大的压力在找工作。”Jenny叹了口气说。她的求职期待也随着时间的流逝一降再降，投递了很多从前“看不上的公司”，期待薪资也从上万元降低到8000元。6年前，Jenny前往澳大利亚读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读了研究生，选择的专业都是金融，在当时看，这个专业意味着高薪的未来，意味着付出的教育资本会在毕业后得到回报。粗略地算，在澳大利亚5年，她的学费和生活费加在一起，大概为160万人民币。
985院校毕业生陈奕飞也面试过几家广告公司，有一家明确告知她最高薪资只能给到6500元。除去在一线城市租房的费用，每个月回老家一趟的往返车票费用，她判断自己甚至不能依靠薪资独立生活。但就业形势如此艰难，她还是把薪资调低为7000元。
定位自己为“普通二本学生”的郭洁对薪资上要求很低，“只要愿意给我一份工作，给我发工资，多少我都能接受。”
降低就业期待是本届应届生的普遍选择。根据智联招聘4月份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55%的毕业生因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降低期望，仅有27.2%的毕业生期望升高。65%毕业生就业期望的调整受“求职竞争”影响，分别有57.1%、49.4%的毕业生受“国内经济形势”、“产业发展情况”影响。对经济和就业市场面临的压力，大部分毕业生都有理性预期。
据报告中的数据：2022届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为6295元，比去年下降约6%。多数毕业生愿意降低薪资要求以适应就业市场。
除了降低薪酬期待，同一份报告显示，对于偏好的就业企业类型，国企仍是毕业生的首选，占比44.4%，高于2021年的42.5%，选择民营企业的占比17.4%，比2019年的19%持续下降。国企热、考公潮升温，民企热度降低，共同折射出本届毕业生在选择工作上的求稳心态加剧。
应届生佟蕾就是追求编制的一员。佟蕾即将毕业于北京一所双一流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这个专业的大多学生都倾向求职有事业编制的公立幼儿园，在秋招和春招的一场场面试中，佟蕾感受到的是竞争的异常激烈。
求职初期，佟蕾线上投递过一些知名的幼儿园，均没有通过初筛。转向普通的公立幼儿园后，竞争压力并没有减少。线下同场面试会有20人到30人参与。像是看一场文艺表演，佟蕾坐在观众席上，前排是面试的老师们，看着应聘的同学一个个上台展示才艺。“她们的舞蹈都非常专业，会各种各样的乐器，长得也都又高又漂亮。”相比之下，自己的钢琴是大学后才学习的，准备的水仙花圆舞曲和音阶歌显得拿不出手。
3月初，参与过10多场面试后，佟蕾通过了一家公立幼儿园的面试，开始了实习。如果顺利，她将在实习3个月后签署《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实习两周后，学校的招生负责人告知15个实习生，幼儿园只能提供6个编制岗位。佟蕾性格内敛，谈吐间有学生的稚气，不擅长处理与学校领导的人际关系，想着留下的可能性不大，3月11日，她放弃了竞争。那天，佟蕾在回校的地铁上抹了一路的眼泪。
灵活就业，沉入真实生活
在求职之前，毕业生们对第一份工作有诸多想象。拥有五年留学经历的Jenny认为自己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比其他毕业生更强。她梦想着能进入外企工作，外企福利培训和研讨相对更多，能够较快地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对Jenny来说，能让自己学习的平台至关重要，她不介意加班和竞争压力。
这份期待在应聘时屡屡碰壁。外企对硬技能要求很高，统计分析，数据处理，建模能力，甚至编程语言都有很高的要求。每当HR询问这些技能是否能熟练使用时，Jenny只能诚实地回答，只是基本水平。Jenny在心里揣摩着HR内心可能的失望，继而泛起一阵委屈：自己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同届同学们都差不多，这些技能不是边工作边提升的吗？
来自安徽的陈奕飞把求职目标城市定为上海。广告学专业在一线城市发展机会更大，上海离家近，作为独生女的她也可以每月回家看看父母。对于未来的规划，陈奕飞十分清晰，她想遵从自己的兴趣爱好，继续从事创意相关的工作，至于未来入职的公司，她希望公司有成熟的架构体系。收入不需要太高，但至少要保证自己在上海的独立生活。
与她们相似，大中型企业是多数毕业生的选择。但郭洁的求职重心却有所不同，她更关注工作和生活的协调，并更看重工作的稳定性。求职前，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找一份离家近，不加班的工作。这样她才有时间和男朋友一起做饭、吃饭，吃完饭再一起散步遛狗。
早在毕业前，郭洁就摸索着自己创业，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剧本杀门店。她负责店员招聘，运营和剧本的出版发行等工作。疫情时期，门店不能继续营业，但因为初期投入不大，生意仍能继续维持。郭洁说，在她就读的二本大学，像她这样的“斜杠青年”不在少数，很多同学都在上学期间兼职，赚一些外快。
《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在降低心理预期，求职行为更保守之外，应届生或通过进入自由职业、慢就业、学习深造来对冲近在眼前的就业，或通过求职国企、微型企业以求稳定、保就业。
郭洁也曾有过在国企的实习经历，实习的第一天，同事叫她拿快递，在寒风中走到快递点，她才发现快递是同事买的零食。回到办公室后，她大声地在办公室里喊，“以后谁也别叫我拿快递了。”招她进来的前辈劝说她，实习生没什么活儿，这就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郭洁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气愤，“那你面试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我的工作就是拿快递呢！”
这段实习因而只维持了一天。
郭洁带着年轻一代的生猛劲儿，在她的认知里，工作只是一份工作，公司应当为劳动支付金钱，她不需要低姿态，更不用感恩戴德。“最重要的是我的生活。”她说。
4月23日，4月24日，郭洁参加了两场位于北京的线下双选会。她准备了100多份简历，看到求职的摊位就递交，遇见不那么忙的HR，就主动上前去自我介绍。她性格外向，很轻易透露出自信。仅仅一下午，她就和超过一半的HR争取到现场面试的机会。
“我不想做那个被挑选的人”，她说。在面试时，虽然薪资没有很高的期待，她也积极保障自己的权益，工作是否需要经常加班，是不是双休，公司具体的福利是什么，这些问题她都细细问清楚。
一家大型私企在一周内给了郭洁offer，岗位是管培生，等毕业后可以正式入职。在这家公司实习时，郭洁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只有自己一位实习生。她问领导，为什么不多招几个实习生竞争，然后留下来最好的。领导回复她，“搁你你愿意吗？毕业生找工作的黄金时期就这么几个月，耽误人家的时间良心过不去。”
听到这样的话，她觉得来这家公司来对了。
2０22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在学校拍照留念。受访者供图
守护内心的一簇火苗
3月份，经过上一家实习幼儿园的推荐，佟蕾来到了现在的幼儿园，虽然学校规模和硬件设施不如之前的学校，但佟蕾将拥有事业编制。5月中旬，她签订了三方协议，跨越大半年的求职终于尘埃落定。
“我不是很优秀。与大多数同学相比，我是幸运的。”佟蕾坦言。这份被“幸运”包裹着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佟蕾开始感受到的是所学知识和真实工作的割裂。
“学校学习的东西似乎是高屋建瓴的，非常美好，理想化。真正在幼儿园，我发现不是这样的。”佟蕾无奈地说。“孩子是脚，教育是鞋。”这是她相信的教育理念。学龄前儿童处在非常特殊的心理阶段，她认为教师应该帮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同时注意孩子的个体差异。但在真正的教学过程中，佟蕾发现这些“应当的事”很难达成。教师往往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维持秩序，最常说的话是“别动”，“别说话”。
好在初入职场的身心疲惫，在与每一位孩子相处中得到宽慰。佟蕾记得班上每个孩子的个性，记得每一个软乎乎小手拉着自己指头的触感。“老师，你真可爱”，“老师，我爱你”，孩子们从不吝啬向她表达信任与爱。由于北京疫情，幼儿园已经停课。佟蕾时常想起班上的孩子们，最让她牵挂的是班上一名患有多动症的小男孩，他顽皮“捣蛋”，让老师们头痛不已。现在想来，佟蕾知道他需要身边人的关注和认可，等开学后，她想慢慢引导他的行为，耐心回应他的需求。
对李恺来说，求职的大半年是一个暂时妥协的过程。在和一家游戏公司的负责人聊天时，李恺被要求分析公司的产品。打开发来的视频，李恺发现从美术风格到设计理念，与国外游戏公司曾推出的一款手机游戏非常趋同。虽然内心不齿这种行为，但他还是违心地夸奖这款游戏的前景一定很好，“毕竟不是我挑人家，是人家在挑我。”
被毁约后，李恺形容自己像没头苍蝇一样投了更多的岗位。面试一个销售岗位时，HR问他，“你考虑好了吗？真的决定要做销售了吗？”李恺突然语塞，“从没有人问过我究竟想做什么。像是感受到一种哲学性的拷问，我意识到我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从那之后，他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决定放缓脚步，研究各行业的需求，思考自己内心所向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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